隨著中國的經濟走向全球化市場,在過去十多年時間里,資本已經成為公司治理史上的關鍵性因素。但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資本是把雙刃劍,好劍可以使公司經營如虎添翼;壞劍輕則兩敗俱傷,重則企業衰落,歸于塵煙。
對于中國企業家來說,對于資本的認識和把玩始終還不太熟練,很多個人能力十分強大的企業家在引入資本的時候,只看到了資本對企業快速擴張帶來的積極作用,卻看不到資本對自己的限制,把握不好自身與資方的定位,最終落得飲恨收場。近日正在上演的萬科創始人王石與資本方寶能、華潤之爭如是,LED行業第一品牌雷士照明爆發的吳王之爭亦如是。
本文獨家梳理了歷年來資本方與公司管理層撕逼的經典案例。希望能為中國的企業家在公司治理方面提供鏡鑒。
上海家化與平安系糾葛——受傷人 葛文耀

說到上海家化,小伙伴們肯定都很陌生,但是說到六神,那就家喻戶曉了。對沒錯,六神就是“上海家化”的生產的,六神伴隨著我們童年的記憶,守護著我們整個夏天。葛文耀把上海家化從一個年年虧損的小廠變成了現在184億市值的公司,其功勞不可謂不大。在2011年,平安信托入主之后,正當葛文耀覺得自己可以擺脫國企的束縛,大展宏圖的時候,由于雙方在文化戰略上發生劇烈沖突,最終的結局是勞燕分飛。以平安信托為代表的資本方和以葛文耀為首的管理團隊展開了一場火拼,最終葛老大還是干不過手里有錢有股權的平安信托,上海家化董事長葛文耀、總經理王茁相繼遭罷免。最后的結局是上海家化的股價從高峰時75元跌到34元。
回頭望去,企業家在引入資方的時候,不能只一味地看到資方為自己企業帶來的金融資本,還需要和資方進行深入的戰略溝通,在雙方利益和價值觀一致的情況下,才能互信互助,最終取得互利的結局。否則,一朝不慎,資本可能就會從小肥羊變成大灰狼,企業家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企業最終也要拱手讓人,落得兵敗被罷黜的下場。
國美和貝恩資本:甩手走人——受傷人 黃光裕

國美電器和蘇寧電器,傳統時代最牛叉的兩大電器城,一直在中國線下商城中呼風喚雨。黃光裕在最風光的時候,榮登中國首富的寶座。但是好景不長,2008年11月,黃光裕因為內幕交易案被警方帶走,國美商業運營掉鏈子了,資金吃緊,這時候作為臨危受命的陳曉牽線引入貝恩資本,國美才慢慢恢復元氣。作為職業經理人,陳曉在公司的管理層呆久了,漸生野心,同時又有貝恩資本在后面撐腰, 便與黃光裕展開了公司控股權的爭奪,最終在獄中的黃老板贏了陳曉,結局則以陳曉辭職、國美虧損6億元,貝恩資本清空了國美的股票,宣布離場。回頭望去,股東與管理層的內斗,最終會讓股東喪失對投資者的信心。
雷士照明:盟友翻臉——受傷人 吳長江

2012年12月,歷經辭職、逼宮資方、員工罷工、經銷商混戰等一系列風波后,當時的雷士照明掌門人吳長江終于長舒一口氣,他引入了小伙伴德潤豪達,一起對抗門口的野蠻人賽富基金合伙人閻焱。但沒想到的是,最后賽富基金退出,吳長江和德潤豪達董事長王冬雷友誼的小船也說翻就翻了。
2014年8月8日,雷士照明董事會發布公告,罷免了吳長江首席執行官一職。此后,吳長江通過個人認證微博等不同渠道釋放言論,不服從董事會決議,并宣稱將起訴王冬雷。雙方爆發激烈沖突,上演全武行,最終德潤豪達董事長王冬雷舉報吳長江違規提取公司1.68億元,吳長江遭到警方調查。雷士之爭以王冬雷勝利告終。一場股東內斗讓上市四年來的雷士照明首次出現虧損,股價從當初的1.26跌到了0.82。
如今,吳長江身陷囹圄,王冬雷整合了德豪潤達和雷士照明。雖然雷士照明在2015年擺脫業績泥沼,營收出現了正增長,前景漸漸光明。但是這兩年,歐普、三雄等它身后的品牌已經迎頭趕上,市場格局逐漸發生了變化。回顧這場變故,最受傷的其實還是雷士品牌。
汽車之家CEO被股東踢出局——受傷人 秦致

汽車之家,中國“汽車比價第一網”,秦致于2007年7月加入汽車之家,當時初創的汽車之家僅有20多人,秦致加入后負責汽車之家的商業化,帶著汽車之家找到自己的商業模式并順利帶到了納斯達克。
4月15日,汽車之家大股東澳電宣布,已與平安集團達成協議,向平安集團出售汽車之家47.7%股權,作價16億美元,交易完成后澳電將持有汽車之家6.5%股權。
4月16日,由汽車之家CEO秦致及管理層牽頭,博裕、紅杉、高瓴資本參與的買方團宣布擬以每股31.50美元的價格將公司私有化,公開反對控制權轉移。可惜人家澳電不買賬啊,將股權轉讓給了平安信托,最終汽車之家管理層大清洗,一場紛紛揚揚的股權之爭告一段落,回頭望去,小二丫想:資本圖謀收益,管理層兜售情懷,到底誰對?
反思:
這些股權爭奪風波的背后,折射出中國民營企業家與投資方微妙關系,在中國特色的商業土壤下,創始人與投資人之間存在著尷尬的角色定位。
盡管中國商業環境越來越正規,但投資人和創始人,特別是民營企業梟雄之間的斗爭屢見不鮮,從貝恩和國美、鼎暉和俏江南再到閻焱、德豪對雷士,寶能、華潤對萬科,類似戲碼一再上演。
一位投資人表示,中國民營企業學習了很多年西方公司治理結構,但市場經濟才20到30年,很多民營企業只是模仿了形而沒有模仿到內核,企業家內心從未接受這套規則,這為一系列糾紛埋下了隱患。